6月5日，资阳安岳，卧佛院。雾气尚未散尽，阳光明晃晃地照在崖壁上，山间逐渐闷热起来。

几位考古队员分布在搭满脚手架的不同龛窟间——有的弓着腰，打着手电辨认风化严重的经文；有的抱着电脑，坐在窟口敲字；还有的拿着卷尺和毛刷，在岩壁上小心翼翼地比量着……

自2025年12月启动至今，这支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安岳石窟研究院组建的考古调查工作队，已在卧佛院坚守近半年了。目标只有一个——赶在风化、水患、生物侵蚀进一步吞噬这些千年遗迹之前，为卧佛院留下一份更加完整、客观且真实的“身份档案”。

以实落笔：“看到什么就记录什么”

在一处造像窟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杨雪莹坐在窟口，面前的石壁上满是斑驳。“看到什么就记录什么。”她说这话时语气平静。

卧佛院现存龛窟139个、造像1613尊，刻经面积超300平方米，经文总量超40万字，是我国南方地区极为罕见的刻经宝库，历史与艺术价值厚重。

考古队员正在电脑上进行文字记录、绘图。

据介绍，本次卧佛院考古调查工作包括野外实地调查、室内资料整理、考据梳理与正式考古报告编写。现阶段的野外调查主要是全域梳理崖面遗迹关系，厘清窟龛开凿次序、窟前建筑营造情况；同时精细摸排各个龛窟，逐一核查记录窟内造像、刻经、题记等核心遗存信息。

杨雪莹正在做的是文字记录工作——这是本次调查的核心任务之一。她一边用手电照着造像窟内的痕迹，一边向记者描述：头光的形状、帛带的走向、肚子微微鼓起的弧度、脖子上隐约的两道痕迹、胸前佩戴璎珞的残影……在她的眼里，这些残损的造像依然在“说话”。

这正是本次调查与以往最大的不同。过去安岳石窟的考古调查工作多是“面上”的地毯式摸排。比如，2021年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2023年安岳石窟寺专项调查、2024年至2025年的“四普”调查……这些都是为了摸清“家底”。而这一次，四家单位联合起来，盯着卧佛院这一个点位，要把每一龛、每一像、每一字都“吃透”。

卧佛院内的左侧卧佛造像。全媒体记者 张建 摄

相较于传统石窟调查，本次考古工作紧跟新时代文保技术发展，融入多项全新技术手段，让千年遗迹考据更精准、更立体。相关负责人介绍，尤其是在影像方面，团队将依托近景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等前沿技术，搭配传统人工测绘，双线并行辅助崖壁线图绘制、遗迹数据采集，最大限度留存石窟完整、精准的原始数据。

四家单位分工明确：省考古院统筹项目、制定标准、主编报告；北大和中大提供学术支撑，负责造像断代、经文释读；安岳石窟研究院负责现场配合、龛窟定位、本地协调。各自的“绝活”凑在一起，力求拼出一张更完整的卧佛院“拼图”。

以真考据：“每天都有一场学术争论”

午后的山间愈发闷热。造像龛内，几位考古队员围在一尊残缺造像旁，低声探讨、反复比划……针对造像服饰的穿戴形制、纹路走向等细节，大家各持观点，互不相让。

“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学术争论，不管问题大小。”杨雪莹笑着说。他们专门备了两条床单，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当场用床单模拟古代服饰，在身上反复推演穿戴方式。如果所有人都无法达成一致，问题就会被暂时搁置，等待团队里的“大佬”来给出指导意见。

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博士罗雪菱，在本次调查中负责撰写各个龛窟的文字描述，同时承担造像描述及刻经、题记等文字内容的同期审核与校对工作。“每天的工作节奏相对平稳，但遇到亟待解决的难题时，就必须放慢节奏，查阅文献、与伙伴们深入讨论，攻克难关。”

斑驳的经文。

“石窟寺考古工作既平淡又有趣。”罗雪菱这样形容。平淡的是日复一日的重复和无止境的细节需要关注，要有足够的耐心；有趣的则是随时随地可能都有新的发现，能够充分满足人的探索欲和求知欲。“在近距离逐寸‘阅读’中，很多被前人忽略的细节、未解的疑问，都可能在细致考据中得到新答案。”罗雪菱说道。

这种近乎“偏执”的追求，是考古人的日常。在另一个窟内，队员王怀蓉、程文静正忙着绘制榫孔的测图。榫孔是古代工匠在崖壁上凿出的洞眼，用于固定木构建筑或栈道。在普通人眼里，这不过是一些大小不一的孔洞，但在考古人看来，每一个都藏着古人的营造密码。

考古队员正在量榫孔尺寸。

程文静要量取每一个孔的长、宽、高，记录口的尺寸和底的尺寸，并根据大小采用不同的绘图比例，甚至还要留意里面残留的木屑和石灰。“通过这些可以判断它原本是干什么用的，每个孔之间有没有联系。”她说。

以心坚守：“除了热爱别无其他”

卧佛院并不是新发现的遗址。这里的造像和经文早已名扬学界，在很多人看来已经“研究透了”。为什么还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来“死磕”？

考古队员正在比对经文遗迹。

“的确，前辈学者积累了不少成果。”杨雪莹说，“但在新时代新形势下，通过线图测绘、文字实录、影像留存等全方位手段，系统化整理卧佛院遗存，非常有必要。”事实上，这半年来，团队依然不断有新的发现——崖面遗迹关系、新识别的题记、造像组合与题材类型……过去被历史掩埋的信息，正在一点点浮出水面。

来自安岳石窟研究院文化研究科的周荣，是团队里的“本地佬”。她负责龛窟定位、现场协调，也在参与考古报告的编写。

这几个月以来，她的“考古观”被刷新了：“以往没有造像、没有刻经的石窟，我们通常看一眼就走了。这次感受不一样，通过凿痕的深浅、粗细，我们可以去猜测当时使用的工具，判断开凿工序。研究价值很高。”

而对于当地石窟保护工作来说，这次考古调查的意义更加直接。周荣说：“形成的基础资料可以作为卧佛院后期价值阐释、保护工程申报和实施，乃至旅游推广、文化传承等工作的依据。”

傍晚时分，阳光西斜，队员们陆续从龛窟里钻出来，身上沾满灰尘。是什么让他们日复一日地守在窟里？

“除了喜欢也没有其他原因”“文物工作是值得一生去进行的事业”“难忘的时光不止一天”……回答质朴而真诚。

来日清晨，他们还要继续面对那些残损的造像、斑驳的经文，以及未完待续的“争论”。但对于卧佛院来说，这群执着、甘于寂寞的人，正在为它写下更完整的传记。

这，便是考古最动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