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字旗

午后，书房安静得只剩雨声。

今年65岁的王烈勋又一次摊开那面土白布，正中“死”字墨迹，已褪成暗褐色，像一道未愈的旧伤。他轻轻抚平褶皱，停留在右侧苍劲的文字上：“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每次触碰这面旗，我的思绪就回到了安昌镇冬日的那个雨天。”他望向窗外，恍惚看见1937年12月6日——寒风卷着冷雨，扑打在出征的170多名青年脸上，伯父王建堂伫立队首，接过了其父亲王者成寄来的那匹白布。当县长成云章“哗”一声抖开旗帜，一个令人屏息的“死”字灼然现世，左右密密麻麻缀着血泪诫言，“震彻广场的啜泣与怒吼交汇成声，我伯父背着它，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越走越远。”

八十七载光阴流转，承载誓言的布帛几经复刻，却沉重如初。它浓缩着川人“宁碎头颅，不丢寸土”的血性，写尽一个民族在亡国灭种之际的决绝：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将最后一石粮、最后一滴血都献给前线。“伤时拭血，死后裹身”的誓言，自此融入江川湖海，烙印进民族血脉。

出川：一封特别的“家书”

1937年7月，日军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同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中国70万精锐部队血战三个月，伤亡20余万，却终未守住上海。

消息传出，全国抗日情绪空前高涨，远在川西北山区安县曲山场（今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的知识青年王建堂，通过报纸知晓时局。彼时，他刚成婚不久，女儿尚在襁褓，本该享受天伦之乐，却因满腔赤忱而寝食难安。

▲王建堂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王建堂迅速邀约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决心从军报国。

经过几番奔走串联和广泛宣传，一支170余人的队伍迅速集结。他们中有青年学生、社会青年，还有小商贩和农家子弟。王烈勋回忆道：“我伯父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咱不能就这么受欺负，要去前线保护我们的国家。”

▲安县“大安游艺场”（今安昌公园）

他们将这支队伍取名为“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并向安县政府呈请出征抗日。安县县长成云章被王建堂一行人的爱国热情打动，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并将队伍安置在“大安游艺场”内训练，同时准备出征相关事宜。

王建堂随队受训期间，留守在曲山场的父亲王者成备受煎熬。他深知此去前线凶多吉少，儿子可能再难归家。据王烈勋转述其祖母的回忆，“我祖父得知队伍即将开拔后，一直在家中来回踱步，连续几天都没合眼。”思来想去，出征前夜，王者成在家铺开买来的五尺白布，为即将出征的儿子写下了一封特殊“家书”。

1937年12月6日上午，天下着细雨，青年队伍即将开赴前线。广场内锣鼓震天，各界代表轮番登台，台下密密匝匝地站满送行的乡亲。忽然，邮差高举包裹冲上戏台。

“王建堂，令尊急件！”

县长成云章将包裹解开。白布“哗”地展开，斗大的“死”字像一声闷雷，众人皆诧异惊愕。三四声叹息后，啜泣、跺地声轰然爆发。

“死”字两侧写着这样的几行小字——

右边，“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左边，“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王烈勋后来听亲历老人回忆，当天广场四周草鞋、干粮等物资堆积成山。“花椒、玉米馍、布鞋、盐巴……凡是家里能拿出的，都塞给出征者。一位白发老人挤到台前，把一包干辣椒塞进侄孙怀里，‘川外冷，嚼一口，别让身子冻着。’还有一位老妇将磨得锃亮的菜刀递给自己的孩子，嘱咐道‘带上它，三餐切菜，上阵多砍鬼子。’”

王建堂接过那面“死”字旗，转身随队迈入雨幕，身影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越拉越长。

救国：一面血染的“护身符”

据王烈勋回忆，祖父王者成为人正直，素爱川剧，尤其杨家将、岳母刺字等传统剧目，被当地人尊称为“者大爷”。当他写下“死”字时，并非不盼儿子生还，而是深知敌我悬殊，唯有断了“回家”的念想，效仿岳母刺字，敦促儿子奋勇杀敌。

“死”字旗，是父亲给儿子的最后一道护身符——不是保他不死，而是保他不怕死。

▲建川博物馆还原的抗战出征时，“死”字旗赠送现场 刘海韵 摄

出川后，王建堂背负着“死”字旗转战在抗日沙场上，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四十四军后，他先后担任排长、副官、连长、副营长、司令部参谋等职务，并多次担任敢死队长，先后参与了武汉会战、鄂西会战、大洪山保卫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重要战役。

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他四次负伤，却屡立战功，曾两次获得甲级勋章。战时，王建堂曾收到父亲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无比欣慰地告诉儿子：四川军管区给家里送来一道光荣匾，匾上题字“父义子忠”。

王者成赠旗义举绝非孤例。据北川县志记载，1937年至1938年，四川掀起“妻子送郎”“父送子”的参军潮。据四川省档案馆组织编写的《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记录：340万川军参加抗日，牺牲惨烈，居全国之首。

王烈勋幼年，时常听大伯王建堂讲起往事：当年，共有100多名同乡一同出川抗日，但在1949年大伯返乡后，却从未与战友们联系过，可能大部分都牺牲了。“大伯晚年经常翻开一个小笔记本，在上面的中国地图上做记号，上面记录的是他曾战斗过的地方。”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纪实文学《川人大抗战》一书中写道：抗战八年中，全国抗日军人中每五六人就有一个四川人；十五六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上前线；川军牺牲巨大，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五分之一，共计64万余人。

装备落后、草鞋单衣，川军一度被认为是一支纪律涣散、装备不足的军队。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在抗战中进行了无数次艰苦、惨烈的牺牲，参加了中国战场抗击日军的28次大规模会战、战役，换来了“铁血川军”“无川不成军”的名誉。

传承：跨越代际的“精神接力”

抗战期间，“死”字旗在炮火中遗失。1987年，王建堂凭记忆复制了一面“死”字旗，存放在北川县文化馆。王建堂复制“死”字旗之时，王烈勋站在一旁，看着伯父悬腕蘸墨，一气呵成地写下那80多个字。“伯父写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写得很快，像是把心里的那口气都灌在笔里。”王烈勋回忆道。

王建堂逝世后，“死”字旗的故事由王烈勋的兄长王烈军传承、讲述，王烈军深知这面旗帜的意义，常对王烈勋说：“这面旗帜是我们家的根，也是川军的魂。”遗憾的是，2008年，王烈军在地震中不幸遇难，这面旗帜再次失落。

▲王烈勋向博物馆、纪念馆等机构捐赠“死”字旗复制件，图为相关捐赠证书

2018年，王烈勋偶然间找到了其祖父书写“死”字旗的相同布料，于是他根据照片与视频，再度复制了这面旗帜，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从祖父到大伯，再到哥哥和我，我们家三代人传承的不只是这面旗帜，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王烈勋在复制时，需要反复描摹，“尤其是那个‘死’字，常常需要再描、填一遍，有时写一遍需要大半天时间。”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王烈勋计划走进十几所学校，向青少年讲述“死”字旗的故事。他向记者表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传承历史、铭记先烈，是他这一代人的责任。“我家的故事，只是千千万万个传承抗战精神的家庭故事之一。我们一代接一代地讲述‘死’字旗的故事，让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永不褪色。”

▲王烈勋向青少年讲述“死”字旗的故事

每逢宣讲前，王烈勋都会走进书房，轻轻地将旗帜展开，独自待上一段时间。他说：“这面旗帜上最打动我的是最后四句：‘伤时拭血，死后裹尸；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雨点敲打着窗户，声音宛如出征那天广场上的鼓点。王烈勋抬头，玻璃上映出他花白的鬓角，也映出那面在寒风中猎猎作响的白布——旗仍在，血未冷，故事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