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炳灵，岷峨毓秀。巴蜀文化恰似四川火锅，海纳百川，宛如地道盖碗茶，包罗万象，又如精彩川剧，“五腔共和”，是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地域文化之一。巴蜀大地上陈列的1处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1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8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处国家工业遗产、26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0余家博物馆、6.5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等，见证着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演进发展，书写了“何以中国”的四川篇章。

乐山大佛景区位于四川省乐山市中心城区东南面，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交汇处。乐山大佛通高71米、历时90年建成，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1996年，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图为2024年4月18日拍摄的乐山大佛（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文脉赓续的担当。巴蜀儿女坚毅质朴、吃苦耐劳，在世代守护中推动文脉绵延，让巴蜀文化从未脱离中华文明主脉。西汉蜀郡守文翁兴“石室”、创郡学，使“巴蜀好文雅”，文风渐盛，汉赋四大家，蜀人得其三，“蜀中文章冠天下”。司马相如“以文辞显于世”，“作赋甚弘丽温雅”，被后世称为“辞宗”、“赋圣”。扬雄“征圣宗经”，仿《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北宋苏洵、苏轼、苏辙被赞颂为“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他们力推古文运动，倡导民本思想，开创“蜀学”学派，与“洛学”、“新学”鼎足而立，将巴蜀文风推向全国。后经张耒、秦观等参与推动，张栻、度正、魏了翁等融合发展，蜀学臻于繁盛。明清唐甄著《潜书》，李调元造“万卷楼”、编《函海》，刘沅创槐轩学派、作《槐轩全书》，接力蜀学传承发展。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

敢为人先的胆识。巴蜀儿女自古就有“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基因，敢于打破陈规、勇于排难求变。吴理真植茶蒙顶山，解世间干渴，被尊为“植茶始祖”。落下闳创“太初历”、提出“浑天说”、发明“通其率”，以“孟春正月为岁首”的历法制度，确立了春节的时间，塑造了中华民族延续两千年的文化节律。张陵在蜀创立五斗米道，早期道教代表作《老子想尔注》是道教信仰和道家理论形成的标志之一。陈寿承“古良史之风”，所撰《三国志》入列“前四史”。常璩“史笔精严”，著《华阳国志》，为千百年来中国地方志鼻祖。陈子昂大力倡导汉魏风骨、风雅寄兴，《登幽州台歌》等“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对唐诗具有开创之功。唐慎微作《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在中华药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家国情怀的传承。“此心安处是吾乡”，巴蜀儿女有着强烈的中华文化价值认同，家国情怀成为体现民族大义抉择的精神基石。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南抚夷越，加强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中华民族“敬业奉献”精神的典范。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慨言，浩然之气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陆游宦游巴蜀，抱定“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诚丹心，虞允文牢记“丙午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的壮志誓言，都是爱国主义的最佳注脚。奢香夫人以“化育天下，布泽万民”的胸襟推动彝汉融合，彰显“巾帼不让须眉”的家国担当。抗战时期，川军将士告别故土、奔赴国难，“死”字旗上写有“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充分表现了“移孝作忠”的爱国精神。

开放包容的胸襟。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集散地，造就了“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包容气象，孕育出巴蜀儿女“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乐观豁达、“以中庸之道折衷百家，以圣人之书权衡杂术”的兼容并蓄。4000多年前的古蜀文明遗址，不仅吸收着中原文化和长江中下游文化，还在青铜造像、黄金锻造等方面与世界古代文明交相辉映。两三千年前，“蜀布”、“邛竹杖”、“蜀枸酱”等出口中亚、南亚，蜀锦等远传波斯。沿用千年的茶马古道等，见证“茶马互市”、麝香、丝茶贸易的数度繁荣，形成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化走廊。隋唐以来，沿金牛道、米仓道等蜀道营造的巴蜀石窟，不仅延续北方石窟的“隋唐之盛”，还开创南方石窟的“唐宋高峰”，而且发展形成了儒释道合一的“明清特色”，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互动的生动体现。这种跨越山河的文明对话，至今仍在巴蜀大地的澎湃潮涌中回响，巴蜀地区羌笛悠扬与佛教梵音共响，道教青城与儒家文庙相望，诠释着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智慧与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