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敦煌的风沙拂过千年石窟，90后画家杨翻首次直面壁画背后凝固的历史。作为曾经的“敦煌守护人”，他在三危山的星空下立下志愿：要让更多湮没于荒草间的石刻重见天日。如今，他的足迹已遍及四川二十多个县市，尝试在古老的摩崖石刻与现代生活之间，搭建一座以画笔和行动筑成的桥梁。

从敦煌到巴蜀：一场跨越千里的守护接力

五年前，杨翻尚在莫高窟的唐代壁画前，向游客反复讲解其历史脉络。“那时我深切体会到，”他回忆道，“这些壁画和石刻，都是静待被识读的生命。”为期一个多月的敦煌守护经历，让他亲眼见到专业保护如何让濒危艺术重现生机，也引他思考：那些遍布全国各地、尚未得到系统照料的石刻与壁画，该如何留存？

这个疑问将他带回家乡四川。返川后，他首站前往蒲江飞仙阁——一处保护相对集中的唐代摩崖造像群。杨翻指出，即便如飞仙阁这般有人管理的文物点，也曾发生佛头被盗事件。“这尊佛像的头像在2003年被盗，2014年才得以追回，现藏于成都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面对崖壁上百余尊在夕阳中静默的造像，一个想法逐渐清晰：“四川拥有两千多处石窟寺与摩崖石刻，数量超过敦煌，分布更为分散。它们不仅需要专业修复，更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传承。”

自此，他的后备箱里常备画具、相机与文物保护手册，开启了在巴蜀山水间的漫漫寻访。

乡野寻迹：抢救散落山间的石刻记忆

比起已被列入保护单位的文物点，更令杨翻牵挂的，是那些散落在乡野的遗存。

跟随杨翻，记者在蒲江一处种植耙耙柑的山村深处，找到了名为“河沙寺”的明代古寺。此处外观近乎民宅，由两位当地婆婆看顾，殿内壁画仅靠她们日常维护。杨翻熟稔地与老人寒暄，同时以手电照明介绍：“几百年过去，这些壁画已模糊不清。古代艺术能保存至今并被我们目睹，本身已是奇迹。”

通过卫星地图指引，我们最终在一处山坳中发现了名为“尖山寺摩崖造像”的遗址。千年流逝，寺庙无存，唯余峭壁上的数龛石刻，印证着过往的存在。

“这些造像风格不一，部分雕刻精美，部分则遭受涂画破坏。”面对这些隐于山间的石像，杨翻表示惋惜。

薪火相传：在临摹中对话历史

2023年起，杨翻开始组织艺术专业学生走进田野，实地临摹石刻。“精湛的雕刻技艺需要被读懂、传承，”他表示，“而临摹，正是最好的对话方式。”

在蒲江，学生们首次提笔临摹明代石刻纹样；在邛崃，杨翻带领大家分析巴蜀石刻特有的丰满造型，解读其背后的唐宋审美流变。“许多学生通过亲手临摹，开始了解乃至热爱石刻艺术。我从他们眼中看到了某种传承的使命感。”

政策助力与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新格局

同年，《四川省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出台，为石窟保护注入新动力。方案明确推进数字化保护，累计投入资金超1.5亿元，并搭建协同平台——55家机构组成川渝石窟保护联盟，专家库、联合研究平台逐步建立，跨学科人才队伍持续壮大，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数字化产品的研发与传播。

据四川省文物局数据，目前已完成83处石窟寺的数字化采集，实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覆盖，数据总量逾100TB。这些数据经系统整理，已形成条理清晰的专题资源库。

在制度性保护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星堆考察时强调：“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大国家支持力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扬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一件一件来，久久为功，做出更大成绩。”这一指示为进一步做好石窟寺等文物遗产的科学保护与活态传承指明了方向。

在官方推进与社会参与的双重助力下，如杨翻一般的“民间守护人”正以各自方式，点亮散布于山野的文明微光。

“敦煌莫高窟教会我敬畏，四川摩崖石刻教会我行动。”这位一度只专注方寸画布的青年画家，如今心中装有一幅更广阔的地图——其上标记着上千处石刻的坐标，以及它们与当代重新联结的种种可能。

愿望清单

我是杨翻。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接下来的五年，我想把四川这些不为人知的石刻、壁画，逐一临摹整理，让古老的技法得以传承。我们保护的不只是石窟本身，更是背后流淌的人类智慧。